古元，是延安木刻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他的不少作品因为浓郁的乡土气息、富有独特的质朴温和气质的民族与地域特色成为新兴版画的经典。当时徐悲鸿于展览会上见到古元的木刻兴奋地在报上发表文章说：“我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发现中国艺术界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我惟对于还没有二十年历史的中国新兴版画界已诞生一巨星，不禁深自庆贺，古元乃他日国际比赛中之一选手，而他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新中国成立后，古元的作品以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和美好生活为主，以恬静、清新、富于诗情画意的抒情风格和独特的水印技巧与语言迎来其创作历程中的另一高峰。当他去世的时候，曾经受其影响颇深的当代艺术家徐冰，在文章中深情地分析道，他的作品呈现的是生活中的中国人，而不是话剧中的中国人，我们从中得到的是一种真正的关于中国人的信息。历史如何塑造了这样一位大艺术家，这样一位艺术家又能给我们当下艺坛给予何种启示，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我们笼统地将古元木刻创作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时期，依照历史的线索来展现这位艺术家的心路历程。古元1919年农历7月10日出生于广东中山县那洲乡（现属珠海市）。 1932年入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广雅中学）学习，他爱好美术，课余常作水彩写生。1938年春天回家乡农村当小学教员，并参加民众抗敌后援会工作。9月由八路军驻粤办事处介绍，到达陕北，入陕北公学学习，课余参加美术小组，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并开始练习木刻。次年1月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第三期正式学习木刻创作。《运草》是其1940年在学习期间所作的重要作品。从他对马的运动神态以及车轮结构的准确把握，黑白对比关系和柔和气氛的精心经营，可以看出他对生活的细微观察以及木刻技术的日臻成熟。

1940年6月，古元于鲁艺毕业到延安县川口区碾庄参加农村基层工作。《入仓》、《牛群》、《铡草》等反映碾庄人民生活的作品就是在这里创作的。这几件作品都比较注重对画面灰调子的刻画，黑白层次细腻丰富，气氛恬静，韵味隽永。第二年5月，古元离开碾庄回到鲁艺，在美术工场任木刻组长，并担任部队艺校美术教员，创作了《逃亡地主归来》、《骡马店》等作品。《逃亡地主归来》刻画地主全家骑着马或毛驴，载运着箱柜缓缓行进在归家途中的情景，前面由一名驼背长工牵马引路，后有一只哈巴狗紧紧跟随，颇为生动形象。

1942年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古元积极地投入到这一运动中去，并被选为代表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哥哥的假期》就是在这一年创作的。作品表现的是一个八路军战士假期中回到家中为家人及乡亲们所围聚的欢乐场景。战士在兴致勃勃地讲述着部队生活，乡亲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位小姑娘上前指着战士的臂章比划着“八路”二字，另一位小姑娘则左手拿着报纸右手牵着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穿戴上战士的行装，笨拙地模仿着战士的动作。整个场面洋溢着极富感染力的快乐气息。《哥哥的假期》有两个版本，初拓本整体上显得明朗，刀法也比较丰富，画面较为轻松活泼，但个别人物刻画稍显单薄；另一个版本则在刀法刻线方面更加统一规整，人物刻画的层次也更细腻，某些人物动态的细微调整和明暗关系的再处理，使画面组织更加紧凑，形式感更强。古元的版画参加重庆举行的全国木刻展，引起极大关注。徐悲鸿先生给予很高评价，将其誉为中国新版画界的巨星。

1943年延安整风继续进行。古元随运盐队到三边体验生活。这一年创作成绩显着，《离婚诉》、《宿营》、《练兵》、《八路军秋收》、《减租会》、《马锡五调解婚姻诉讼》都是这时的重要作品。《离婚诉》也有两幅。两幅的构图、人物形象塑造及表现技法完全不同。第一幅作于1941年，以阴刻为主，表现众多乡亲围观一名妇女向蹲在桌上吸旱烟的村干部倾诉自己不幸的场景，画面色调浓重，层次感强；作于1943年的这幅同名版画则是另一种艺术面貌。以阳刻为主，画面极为简洁明快，执笔的村干部、诉苦的妇女，门口围观的乡亲，以及村办公室的陈设交代得清楚明了，让人一目了然，整幅画面格调清健，富有民间意味。《减租会》是堪称典范的一幅作品，描绘的是农民与地主面对面的减租斗争，农民将地主团团围住，有人直指其面，有人在按指逐条说理，有人拿出帐本，有人在交头议论，有人在吸烟沉思，抱着婴孩的妇女也参加了会议，地主被围困在中间，一手抚怀，一手指天，替自己作着辩解。人物众多，但表情神态各异，形象动作无一不鲜明生动，既符合了主题揭示的需要，又没有扭曲真实的面貌；陈设道具皆富于典型性，画面黑白对比处理精到，组织布局张弛有度，场面戏剧感强。《调解诉讼》（原名《马锡五调解婚姻纠纷》）描述的是马锡五专员说服思想落后的父亲答应将女儿嫁给真心相爱的年轻庄稼汉，同时批评年轻小伙半夜抢婚的不当做法，使一场婚姻纠纷得到完满解决的故事。画面结构严整，层次清晰明了，既突出了主要人物，又注意了众多人物之间的相互呼应，表现出古元卓越的驾驭复杂画面的能力。

1944年鲁艺美术工场改为研究室，古元任研究生、创作组长，因历年在美术创作的杰出成绩，被选为甲等文教模范，参加陕甘宁边区文教代表大会，受甲等奖。这一年他创作了《给老炊事员祝寿》、《人民的刘志丹》等优秀作品。《人民的刘志丹》是一幅描绘历史题材的图画，描写陕甘宁边区创造者之一的刘志丹前往新解放的村庄接见贫苦群众的情景。对刘志丹的睿智坚强的领导者形象与勤劳善良深受苦难的群众热忱拥护刘志丹场面的刻画丝丝入扣，情感交融的场景与奔放有力的刀法相得益彰，版画语言的特色和主题形象的彰显均表露得淋漓尽致。

1945年11月古元随鲁艺离开延安前往东北，因途中交通受阻滞留华北解放区。在那里，他担任了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教员，并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转入东北解放区后，他又再次参加土改。这一阶段，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焚毁地契》和《人桥》。前者描绘了土改中激动人心的一幕，农民们冲进地主宅院，将地主的土地房产契约翻搜出来一把火烧掉，升腾的火焰，敲锣打鼓、欢呼雀跃的人群，构成农民革命胜利的戏剧性画面。后者源自作者所看到的一篇关于淮海战役的报道，敌军为阻止解放军的追击炸毁了桥梁，而英勇的解放军战士跳进冰冷的河水，用肩膀架起浮桥。画面以奔腾的河水、滚滚的硝烟渲染出战斗的激烈气氛和解放军战士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从造型和刀法来看，这个阶段的作品较之延安时期的敦厚沉稳更具动势，显得激烈昂扬。

新中国成立以后，胜利的气氛以及社会建设的火热场面给古元以巨大鼓舞，他以画笔辛勤地歌颂着革命的历史和新的社会生活。建国初的几年，他的艺术道路较为顺畅，政治地位也很高。他参加了当时政府极力推崇的新年画运动，并由作品《毛主席和农民谈话》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二等奖。他又曾访问朝鲜和印度，创作了反应中朝共同抗美以及印度人民热情好客的版画。1956年他创作了众多艺术家都表现过的题材《祥林嫂》，但他通过对人物形貌及眼神的深入刻划，生动准确地展现了原着中的人物精神，给人以强烈的震撼。1956至1957年古元创作中另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甘蔗园》和《刘志丹和赤卫军》。他以浓郁的抒情笔调刻划了莺雁翻飞、一片绿色蔗园里，农民们在收割甘蔗的富有诗意的画面。而刘志丹的题材他之前已经有过成功的创作，这次以向心团聚的构图方式表现了刘志丹与环绕四周的赤卫军在战斗间歇畅谈的热烈场面。用笔大刀阔斧，黑白对比强烈，繁简结合得当，虚实相生，可说是又一幅完美成功之作。

然而在1957年的时候，古元遇到了意外的挫折，好友江丰被打成“右派”给他很深的刺激，他也因为替江丰鸣不平而受到批判，幸有某位中央领导力保才未被划成“右派”，但他还是被下放农村劳动，心境受到影响。不过很快他便得以调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他沿着讲究色泽与朦胧的抒情格调的水印版画一路于1962年创作出了可视作建国后巅峰之作的套色木刻《玉带桥》，画面里的弧形桥身如白玉般洁白，拱形的桥洞与映射在池水中的倒影形成完整的椭圆，有垂钓者立于桥下，岸上绿树葱葱，池水中荷叶翩翩，粉红的花蕾与行走在桥上的持红伞女子形成呼应，多么和谐美好的景致呵！很显然，他的创作取向受到当时版画整体环境的影响，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领导层对于风景画有所提倡，版画中出现了向抒情的、优美的、细腻的方向发展的取向；而古元本人一直都对抒情性的风景写生有着浓厚的兴趣，两相结合铸就了他的创作上的又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文革开始的时候，古元如其他很多艺术家一样被迫停止了创作。但1972年他又被借调回北京，获得创作和参加美术活动的机会。1973年他创作出了诗意葱茏的作品《枣园灯光》，以雪夜从窑洞的窗户射出的灯光映照于雪地之上的美丽景色，勾连起人们对40年代的延安的无限遐想。

文革一结束，古元便欢欣鼓舞地创作了喻示新时代来临的系列新作，如《十月的喜讯》、《悼念和战斗的诗篇》、《初春》、《瑞雪》等。文革之后，古元的行政领导工作逐渐多起来，社会活动也较为繁忙，但他仍然坚持下乡写生，表现壮美的自然风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创作了一些富有寓意的作品。比如《给人们甜蜜》，通过表现养蜂人和蜜蜂的劳动表达为人民酿造精神甜蜜的主题；又比如《骆驼赞》，通过刻划昂首迈步前进的骆驼歌颂不畏困难、勇于奉献的精神。这个时候的作品总体风格上延续了以前的路子，但更趋简练，更讲求强烈的视觉效果。

古元对于自己的艺术方向是抱着坚定的态度的，80年代正是新潮美术兴起的年代，在他的一次个人展览上，有观众留言道：“你的展览会我几分钟便看完了，老一套，希望你赶快创新！”可是古元却处之泰然，并不为之动摇。这构成他艺术生涯中颇具意味的一个插曲。他对自己的艺术有足够的自信。他曾说：“艺术上应该各行其道，我不要求别人走我的道路，别人也无权要求我和他走一样的道路。”

综观建国后古元的艺术创作，虽然说他也曾进行了变革、树立起了自己新的风格样式，然而，或许因为他的性格太过拘谨，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过于谨小慎微地遵从所提的要求；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又非常繁忙且艺术导向已经根深蒂固，他再未能取得像延安时期那样的艺术成就。

作为延安极具代表性的版画家，特殊的生活场景、学院教育和政治思想塑造促成了他创作的政治立场、审美倾向以及技术手法等。延安的生活战斗景观让他看到了变革的新气象和社会发展的出路。以把握艺术武器，继承鲁迅革命传统，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一切服从抗战为办学宗旨的鲁艺让他在教育学习中掌握技术，在生活劳动中汲取养料。而政治意识形态的锻造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艺术创作的立场、深入生活的视角，进而影响到创作表现形式的选择。毛泽东在“鲁艺”视察的讲话阐明艺术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艺术与政治关系的鲜明阐述，对古元的艺术创作起到根本性作用。尤其是后者使他的创作更加注意反映边区的政治生活，同时在处理这些政治生活题材时，思想上的倾向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以图使自己的艺术起到宣传党的思想政策的作用。在配合政策、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他积极探索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产生了一批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明朗简洁的艺术作品。古元的木刻在思想内容上适应了抗战需要，但又不是简单地图解革命概念，他还十分注重发挥版画艺术的特点，构图刀法皆精心经营，注意来自生活基础的细腻塑造。当然，他对沉静自然、单纯朴实的风格的追求还与其朴素温和的个人气质有着密切联系。

让徐冰念兹在兹的古元的魅力，更多的也是指向延安时期，他说，古元的魅力“不仅在于他独有的智性及感悟，而是他所代表的一代艺术家在中国几千年旧艺术之上的革命意义。不仅是其艺术反映了一场社会革命运动，重要的是一切有价值的艺术家及其创作所共有的艺术上的革命精神，这实际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前卫’精神。”以他为代表的艺术家对社会的参与实践、对艺术语言的改造和建设，以及抛弃旧艺术的腐朽气和消除生吞西方艺术的痕迹，获得与人民相濡以沫的平和自然等功绩，极容易让我们联系到当下中国艺术家们在面对传统和西方时依然存在的困窘处境。但我们应该看到，古元他们的革新精神是在政治的强力左右下，在与所植根的土地深入接触中，更为重要的是在艺术家所遭遇的炼狱般的思想与心灵的锻造过程中形成的。这种思想烙印是如此深刻，再加上建国后延安艺术精神原则以及方向的继续推行和深化，那一代艺术家很难再产生新的革命性变化，即使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这是我们需要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