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听到吴冠中逝世的消息第一反应是什么?

邵大箴：非常悲痛，我们失去了一位有人格魅力和艺术魅力的大艺术家。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我一直对吴先生很尊重。一个礼拜之前，他把他的画捐给了香港美术馆。

吴先生把它最好的画作都捐献给了美术馆，如上海美术馆、香港美术馆、中国美术馆、新加坡美术馆，给大众欣赏。去年他在中国美术馆办了个人捐赠展，我们大吃一惊，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系统的看到吴先生的作品，还有他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这些作品集中在一起反应了吴冠中先生要把最好的艺术献给大众、国家、民族和社会。

记者：您能对吴冠中先生对中国美术界做的贡献做一个评价?

邵大箴：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关注了艺术的一个基本问题：艺术怎么样能感动人?我们在革命时期、战争时期，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都认为主题内容、题材非常重要的，但是对形式主义有所忽视。我们忙于艺术表现战争和政治等意识形态，但是对艺术的形式语言，怎么样能反应社会生活，反应人们的审美情趣，怎么样注重对人们的审美教育，这方面注重很不够，但吴冠中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83年、84年就提出形式美的问题、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艺术里面形式是非常重要的，是可以制约内容的。这个总呼吁，他发表的文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根据他的深切体会，以及中外美术史的规律提出了形式的问题、抽象美的问题，这个对中国艺术有极大的贡献。而且他身体力行，在他的油画、水墨画都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走在中国艺术家的前面。他这个方面的作用对中国的80年代、90年代以及现代，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记者：2010年张仃先生、华君武先生、吴冠中先生三位大师的离去，您能对这个现象做个点评吗?

邵大箴：我感觉中国美术界突然非常变成荒漠了。这三位大师的人格和艺术对当代中国美术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他们在，我们的艺术才感觉更充实、我们的美术界就更活跃。他们从旧社会来，经历了种种的风雨、坎坷，对中国的美术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从各种不同角度创作了很多今天我们感到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的作品。另外，这三位大艺术家的人格魅力是很难超越的，因为他们又是社会活动家。他们能在美术界形成一种吸引力，虽然中间有言论上的争论，大家对他们的言论，尤其是吴先生，有一些争论。但他们充实了我们美术界的力量、活跃了艺术界的气氛。

记者：您认为大师的标准时什么?

邵大箴：大师并无亮化标准，一般而言是指艺术修养深厚、在艺术史中有重要影响，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不仅是创作方面，而且要在修养层面。一个人的成就和贡献不能靠同时代人带有感情色彩的评价，要经过历史的沉淀。

记者：吴冠中先生最后几年提出了对美协、以及对中国美术教育培养体制的看法，您现在对这些问题怎么看?

邵大箴：吴冠中提出的看法是从他的切身体会中走过来的，他对体制比如文联、美协这方面他有些个人意见，他可能说的话有些过激，但这些都可以原谅，一个艺术家可以发表他的言论，而且这些言论引起的讨论没有什么坏处。对于这件事，可以见仁见智，有人认为他说的好，有人认为他说的不太完全符合实际。我觉得吴冠中先生也没有确切的参与文联或者美协的某些活动，他是从旁边看，从旁边看有时会某一点上说的比较准确，有些问题上也可能是雾里看花，但这些都不影响我们对吴冠中先生的尊重。

记者：您觉得吴冠中先生这种大师的风格，是否面临后继无人的现象?

邵大箴：也不可以这样说，每个时代都存在各时代的大师，不存在大师时代的终结。艺术和社会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失去吴冠中先生是很大的损失，但我们不能说是后继无人，张仃、华君武、吴冠中先生他们走了确实是我们很大的损失，但我们还是寄希望于新生力量。中国艺术界还是有希望的。时世出英雄，我们的艺术随着社会发展向前推进，不要太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