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永远不会忘记，一是母亲的面孔，二是城市的面貌。”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有的符号，它是城市的灵魂，透过这些符号，可以构筑居民对城市感知和记忆的基础，可以探寻出生活的逻辑和价值取向。当艺术成为城市的符号，也就勾勒出了城市的性格和气质。我们可以轻易说出那些艺术辨识度很高的城市，比如音乐之城维也纳、美术殿堂佛罗伦萨、艺术之都巴黎……城市和代表他们的那些艺术符号，早已融为一体。

艺术在中国有种种误区，中小学的艺术教育向来是被边缘化的课程，形式单调，内容缺失，师资匮乏。艺术课程永远是可有可无的辅修，艺术生也永远是家长们的第二选择。就像想起保护风景区，其实是地方政府觉得旅游能赚钱了。要搞艺术搞文化，也是源于“经济唱戏”的思想。

误区一：博物馆都是古董，看一次就够了

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数量不输海外，但博物馆的定位和使命大多停留在对历史文物的保存上，真正推动当下艺术发展的成熟的美术馆和艺术馆等机构十分匮乏，中国人还没有形成观看展览的习惯。在上海世博会之前，上海美术馆的双年展算是人气较高的展览，但很多上海人参观美术馆的次数也许就仅限于两年一次的双年展了。倚赖着古根海姆的蝴蝶效应，西班牙城市毕尔巴鄂已转型成艺术之城，很多人认为它成功得益于这个惊人的造型，其实它对现代、当代艺术的丰富收藏，以及打造美术馆品牌的系列措施，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古根海姆博物馆作为西方现代艺术博物馆,树立高级别的收藏标准，关注全人类的艺术,创造了广阔的收藏天地。强调展览规模,树立精品意识是古根海姆一直关注的问题。古根海姆打破地域局限，不断推出国际性的展览项目,与众多国际着名美术馆合作，它设立了很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奖项。除此之外，在全球各地建设分馆也是古根海姆美术馆提高品牌知名度的策略之一。国际博物馆协会倡议，“博物馆不仅是旧遗产的投影机，还应成为新文化的发生器。”美国艺术史学家克里斯·布鲁斯提出，要防止博物馆“由美的圣殿蜕变为文化的集市”。除了中国人熟悉的展示保存的功能，博物馆还应该是一个活跃的艺术机构，它能够聚集艺术精品，拥有权威前瞻性的理论视野，与艺术市场、策展人、艺术家、评论家保持长期的互动合作，策划有影响力的艺术事件或奖项，不仅是收藏，也在当前艺术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的博物馆甚至可以售卖藏品，买股票投机。创新、权威、活跃的博物馆、美术馆渐渐多了之后，城市居民也不必为博物馆的定位犯愁了。观看展览，就如看世博会、双年展、亦或看演唱会、话剧一样成为市民的娱乐常态。

误区二：艺术产业化是可悲的

艺术不是所谓阳春白雪，艺术产业与经济环环相扣。艺术的产业化已成为艺术主流的存在形态，艺术不仅成为文化生产力系统中的有生力量，也是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资源配备中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艺术本身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画商、拍卖行、画廊、收藏家甚至金融界和银行都进入艺术市场：艺术品与股票与债券一样，甚至能更好地保值升值。1997年，纽约佳士得拍卖美国甘兹夫妇(Ganz)的藏品，从1941年开始，他们主要收藏毕加索的作品，共拍了2亿零6百多万美元!与投入相比，增值了1000倍。拍卖行也做足了这对夫妇成功传奇故事的渲染，让更多的人前来投资艺术品。艺术家在艺术产业链条中显得地位空前衰落，1960年以来西方“当代艺术”，更大程度是市场的产物，尤其是一个美国主导的国际艺术市场的产物，还有政治权力、文化体制（博物馆、大型展览）和媒体宣传。“艺术不再是由原先做艺术的人做了，而是由那些展示艺术的人做了，即博物馆馆长、艺术官员、收藏家、评论家和赞助人等……是艺术界在做艺术”怎样推销经营自己，成了艺术家的附加能力，这就是当代“艺术家”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但与经济息息相关的艺术产业，并不意味着艺术品唯价值论，中国艺术市场还远不成熟，前几年中国当代艺术颇有风生水起之势，甚至吸引了“炒房团式”的投机商，2004年，只有一位中国艺术家赵无极位列在世艺术家最高价格前十，但到2007年，10位最好卖的艺术家中有5个来自中国，紧紧跟随在里希特和达明·赫斯特之后的是张晓刚。那一年，据艺术品价格网站的统计，张晓刚作品拍卖总价格达5600万美元。

但缺少真正成熟的收藏家、艺术家的作品风格雷同却价格虚高都是艺术市场的顽疾。人们对艺术的判断往往以市场价值为主，而对艺术的审美性和批判性认识不足。也正因为此，2008年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也进入了一个急速下行的螺旋通道。在低迷中，也许更能让艺术家从纷繁的名利中静下心来，高风险性也使真正懂艺术的收藏家渐渐占据主流，2010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已有回暖之势。

关于艺术，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艺术家难以避免的不断被迁徙的命运，我们需要怎样的艺术教育，艺术机构的作为和功能，艺术究竟和城市生活有着怎样的微妙关系，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