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智利举办中国当代艺术展，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设想。当中国文联的有关领导提出这一项目设想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智利的地理位置。在我印象中，地图上疆域狭长的智利，与中国隔太平洋相望。实际上智利距离中国要比大多数国家更为遥远，从北京到圣地亚哥，需绕道欧洲，空中飞行20多小时，加上地面中转，要30小时以上。这使圣地亚哥成为距北京“最遥远”的一个首都。

在今天的条件下，路程遥远已经不是多大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适应陌生的文化环境。近年我们出国展览的地方，大都是与中国交流频繁的国度，在文化艺术上可以说是“知己知彼”。智利则不同，虽然在上世纪50年代有聂鲁达、万徒勒里等人在华活动的记录，但中智双方对彼此艺术现状的了解有限。艺术作品的展示和观看作为一种对话，它需要一定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我和徐虹倾向于有“来龙去脉”和演变结构的展览。我们的设想与两国主办方的意图不谋而合——中国文联和智利国家美术馆的负责人也希望有一个展示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中国当代艺术展。

智利国家美术馆是圣地亚哥市中心有名的建筑，设计者是鼎鼎大名的Alexandre-Gustave Eiffel(埃菲尔)，巴黎铁塔的设计者。他们为中国当代艺术展在这座古典建筑中提供两个中等大小的展厅和一个较小的圆厅，按国内习惯衡量，展厅面积有限。客观条件的限制，使我们舍弃了所有需要大空间的作品，例如徐冰的新作《凤凰》本已列入拟议中的作品目录，在得到展厅面积数据时，这些作品不得不作出调整。

2月27日，智利发生8.8级大地震，与我们合作的智利方面策展人在海啸中遇难失踪，我们估计原定于6月份举行的展览可能无限期推迟。但很快传来消息，国家美术馆建筑主体安然无恙，中国当代艺术展可以如期举行，而且增加了展出面积，指定了新的策展人。但接连发生的海啸和余震，使我们只能选择空运。这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调整展品的尺寸，罗中立、徐冰、徐唯辛、展望等艺术家，不厌其烦地配合调换作品，使展品得以顺利成行。但一些尺寸较大的作品临时调换，多少影响了展出效果。

从作品风格结构看，这显然是个与国内大多数“当代艺术展”不同的一个展览，其不同主要在于艺术观念和艺术语言的多样与综合。我们希望对中国艺术的历史与现状都十分陌生的观众，通过展览感受中国当代艺术在观念、样式和源流上的多样性。展品开箱以后，徐唯辛的矿工肖像、何家英的工笔人物、余极的剪辑照片等作品，立即引起国家美术馆馆长和工作人员的兴趣。展览开幕以后，各方面的反应证明主办方的设想是符合实际的。当地报纸的评论认为，展览以“令人惊叹的清晰”展示了中国当代艺术对于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认同与冲突。在第一次接触中国艺术的人看来，像何家英《米脂的婆姨》这样的作品，在他们眼前展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鲜的绘画方式，余极的照片剪辑使他们联想到数以亿计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中国人……

与美国、日本、韩国、俄国……的情况不同，南美观众对中国艺术的历史和现状虽然不是一无所知，但确实是所知甚少。对我们来说，郭全忠的写意人物与徐冰的“书法”分属于截然不同的艺术系统，但在智利观众看来，两者的新奇和不可思议没有什么差别(他们以为徐冰的“英文书法”就是中国日常的文字，当听到中国人也无法辨识徐冰作品中的“文字”时，他们大惑不解)。文化背景对艺术作品接受的影响难以排除，观众欣赏曹吉冈的抽象性风景和女画家自画像显得顺理成章，而理解姜宝林、卓鹤君的水墨山水画就需要耐心的解说;同是影像作品，陈秋林的纪实录影和真人表演，就比邱黯雄的水墨动画更容易打动当地观众。值得注意的是林菁菁和张羽对自己作品的现场解说，引起艺术界和媒体的极大兴趣。千百年养成的欣赏习惯不可能一朝改变，但基础性的解释，对于陌生艺术欣赏的“启蒙”十分必要。

展览开幕后一日，我作了题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绘画百年概览》的讲座。我曾担心，对中国绘画的历史与现状完全陌生的听众，是否会将我的介绍视作“海客谈瀛洲”而姑妄听之。幸好讲座配有图片投影，担任翻译的女士(她在国内曾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西班牙语播音员)语言流畅，解说周全，对我的讲话加入不少比喻和注解，这使主讲人与在场听众的交流有了实际成效。讲座的进行方式再一次证明，重视不同对象和不同条件，作出灵活、具体的设计调整，应该成为中国艺术“走出去”的基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