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不觉得中国企业家和中国当代艺术家有一个共同的命运，他们现在都面临“富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崔岫闻：我不觉得富是一个标准，财富是个市场标准，艺术不仅要有市场价值，更要有精神含量。在中国当代艺术家中，我算是中间代，吃过一些苦，但比起王广义、张晓刚他们有所不同，当年他们非常苦，他们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开创者。

陈东升：比如说我，讲财富都是一个符号，没意义了。为什么你还拼命呢?我想再有15年时间，山外有山，把泰康做成全球十大保险公司，这个理想大不大?

不过这要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买艺术品，你买什么样的艺术家的艺术品?我觉得这艺术家像我做企业，人家为什么买我的股票?就是你兢兢业业把这个企业当一辈子来做。其实画家一样的，我们是做你的收藏，过两年你去拍电影了，你去开服装店、搞模特队了，买他画的人就受伤害了。你不创作，你的艺术品(价钱)会掉，我投资你投错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艺术家最大风险就是怕他们半途而废，还有，艺术家是不是一辈子孜孜不倦追求他心目中的终极的东西。现在这些成名的艺术家，唯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理论上很简单，但不是很容易解决的。

很多艺术家都是一夜暴富。

陈东升：当年他们都是流落街头，被赶来赶去的，现在这是社会对他们的回报，让他们太惊喜了，没有想到回报会这么大。一年前，我去见张晓刚，他已经搬了，租了大仓库，雇了不少人。艺术家追求艺术还是追求财富，说不清了。不过这也不是坏事。

崔岫闻：这两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当代艺术家也面临这个问题，原来市场份额占得很大，拍卖份额也很大，突然间没有人买他的东西，原来是几百万，变成几十万甚至几万了。

陈东升：可能新艺术家被大家接受的速度会推慢。我们也是和艺术家一起成长，不是说像西方家族，已经有基础了再来做的。西方艺术品市场有近300年了，我们因为社会革命，把这根线断掉了，残余都去了香港、台湾，没有他们，会更难。

中国的艺术品商业，好像发育得比主流商业更早。

陈东升：你这话问得很对。外国艺术市场是先有一级市场，画廊繁荣，再有二级市场，拍卖行就是二级市场。中国由于改革开放，倒过来了，整个艺术品市场最先发达于拍卖，拍卖市场过分强大，把别的生意都吃了。现在慢慢开始有了画廊，但还是不够繁荣。在西方，拍卖行交易只占整个艺术品交易的10%-15%。中国拍卖行太多了，交易额一年200亿，这是一个畸形的后发市场，一个早产儿。艺术品市场也是一个江湖。没有江湖，成不了气候，登不了大雅之堂。这就是商业的价值。我过去哪里懂商业，是艺术家教给我的商业。

艺术圈里为什么没有反映企业家形象的作品?政治波普可以做，商人波普为什么不行?

崔岫闻：艺术家和企业家是并行的关系，两条轨道很少有交集。像政治波普，政治人物统治天下，体制对艺术家会有一个切身感受和体验，你的生活或者说心灵是否舒服，如果不舒服会有一个矛盾的交集点，就会有对抗或者是对立，从而产生作品。但是我们跟企业家不是这样的关系。

如果说你们还有个共同点的话，是孤独吗?

崔岫闻：孤独是一种境界，一种别人无法体会的愉悦感。

陈东升：当一个人越来越成功，越来越成名，实际上他在走向孤独，走向了宝塔尖，这种孤独是存在的。孤独的时刻也是一种美。什么是孤独?孤独就是自我。我跟你如实讲，年龄暗示是很重要的，五十知天命，我们不像年轻人死皮赖脸不达目的不罢休，现在事业很成功，也比较坦途，还有持续潜力。我们这时候有点顺其自然了，做事更轻松，也能达到目的，这叫成熟。年轻的时候欲速则不达，速成愿望强一些。这就是淡泊名利了。

艺术家在面对商人的时候有优越感吗?

崔岫闻：不会，艺术家和企业家有不同的价值观和衡量标准。

陈东升：你不要说客气话，我估计多少还是有的。我做这一行久了，认得的人多。不能说他们不行，但是顶尖精英还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