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书法作为一种特别的艺术品进入了炙热的艺术市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连带效应，书家、欣赏者在创作或评判一件书法作品时的心态较之以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书家除非不以书法为职业，可以不关心书法市场，一任自己随性创作，不为市场导向所左右。如若书家作品想进入市场，他就必须去了解市场，以期其创作的作品顺应市场，因为进入市场的书法作品已经不单纯是一件艺术品，同时它还是一件等待市场来评判和检验的商品，它的价值将会由市场来决定。

为了推动、提高中国书法的整体水平，繁荣书法这个特殊的艺术品市场，作为官方的中国书法家协会及下属地方书法家协会、作为民间组织的各类文化机构经常会举办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书法赛事。有赛事就要有结果，就要评出个一二三来。如何评出?就必然需要一个事先制定好的评判标准，而这些标准往往又是由评委、专家根据自己主观的好恶人为制定的，也就难免会陷入为人所操纵的怪圈，背离客观的市场需求。如此看来，尽管赛事此起彼伏，热闹非凡，为某些书家提供了一个扬名立腕的机会和平台，也似乎为繁荣书法市场注入了一剂兴奋剂，主办方、评委、参赛者各取所需，其乐融融，但这些获奖作品和专家的作品被市场认可的又有几何。

那么究竟怎样推动和提高中国书法的整体水平才是积极的有效的做法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最客观的尺度来评判和衡量它，而这最客观的尺度就是市场。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品，不但要有效地进入市场，它更应该被当成一种商品，形成一个更大的产业。但是现阶段中国书法市场的发展进程是步履维艰的，官方的操作，民间的介入，使得多如牛毛的书法博士、博士后、博导、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专家应运而生，他们一定程度地以自己的主观影响了中国书法市场的良性发展。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时常看到某些书法赛事参赛者，在知名度、功力等诸多方面远远高于作为评委的所谓专家、学者，但无奈，评判者是这些专家，对于一件作品在赛事过程中的生杀大权都由他们决定。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所谓专家的眼光常常与市场上人民大众的认同度有着较大的偏差：专家认为好的，市场不叫好;而市场叫好的，专家不认可，认为是野狐禅。让市场真正参与到艺术价值的建立过程中，使艺术本身不再单纯是艺术家个人的艺术，而是艺术家通过市场解读领悟延伸大众需求的过程而非专家的需求，艺术作品也就成为大众的艺术，它鉴证了艺术家---艺术品---需求者---市场四者之间的磨合、互动以及最终的完美结合。“理解”和“接受”是书家面对市场要经受的考验，因其作品与观赏者审美出现的分歧，保持自己艺术的个性的同时迎合大众的心理也成为艺术家艺术创作过程中无法规避的现实问题。艺术作品是在保持个性的基础上迎合市场，影响市场走向。也只有这样的艺术作品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受住考验，保持长生不衰。市场作为影响艺术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检验要素，已经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它对艺术及其价值的评判和发展起着越发不可估量的作用。进而市场也就成为了艺术过程中的市场。

中国艺术品市场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市场。实际生活的诸多因素总能以各种形式影响或左右对艺术家创作方向和艺术价值的评判，艺术家话语权的大小，艺术作品审美空间的大小和信息量的多少，制约了艺术品在市场上的份额和分量。中国书法史上王羲之的名声鹊起，是在其离世三百年后皇帝直接参与书法活动的大唐帝国，也正是皇帝的直接参与，使得其个人的好恶决定了当时书家的命运和那个特定时期书风的趋势。唐太宗李世民出于政治的需要，文化政策上采取了兼收并蓄(南北文化的大融合，内外文化的大交流)的政策，历史的选择，把王奉为书圣，并身体力行地推扬王氏书风(《中国书法全集》)，至此，王成为中国的书圣，其书法被誉为“尽善尽美”。但若客观的评价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曾有玄宗时期书评家张怀瓘《书议》之《草书》如此评王逸少草书“逸少草有女郎才，无丈夫气，不足贵也”，称王的字势丝毫没有雄强的味道。在现代的艺术史上，徐悲鸿先生反对马蒂斯等“超前”流派，他就没有将其介绍到中国，从而使中国人对“超前”流派的认识推迟了若干年。这也是个人好恶影响艺术发展的典型例子，大师尚如此，况常人乎?艺术品的价值究竟该由谁来评判?其中的人为因素、官本位因素等非艺术性因素太浓，需要进一步弱化。

总之，中国艺术品市场何时能够成熟，它只有在以审美空间的大小与信息量的多少成为一件艺术品艺术价值高低的考量标准时，中国艺术品市场才算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