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及其“自身同一性”告诉我们，艺术批评的目的并非艺术的目的，批评之为批评，是基于批评主体的诉求和考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弃绝艺术本身。恰恰相反，正是通过“走向艺术”这一认识实践活动，有效地重构了批评主体。其既含有批评主体之真理性诉求，也无法回避对象之客观现实性的限制。因此，批评在此只考察本质的规定，并不考察非本质的规定。

在本质主义这一点上，黑格尔秉承了柏拉图。对于批评而言，其本质主义不仅针对的批评对象，更须诉诸于批评主体的考量。正是基于此，我们将黑格尔的“感性确定性”作为这一认识活动的开端。在黑格尔看来，“感性确定性的这种具体内容使得它立刻变得好像是最丰富的知识，甚至是一种无限丰富的知识”。但这一无限丰富的知识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黑格尔认为，在这一确定性中，“作为认识的意识只是一个纯自我，或者说，在这种认识里，我只是一个纯粹的这一个，而对象也是一个纯粹的这一个”。二者之间的关联，“也只是直接的纯粹的关联：意识是自我，更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纯粹的这一个;个别的(自我)知道纯粹的这一个，或者个别的东西”。这一单纯的关联即“意谓”。此时，其“本质既不在对象里，也不在自我里，它所特有的直接性既不是对象的直接性，也不是自我的直接性。因为在双方面，自我意谓的都是一种非本质的东西，并且对象和自我都是共相，在共相里，我所意谓的这时、这里和这一个都是不能持久的，或者都不存在。”这就意味着，“感性确定性”的生成是一个纯粹的“意谓”过程。这一“意谓”过程中，既失却了主体，也消解了客体。或者说，既涵有主体，亦涵有客体。对于批评而言，这一“相遇”或关联成为批评活动的开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意谓”只是一个单纯的集合体或是一个“共相”，其不仅抽掉了事物(艺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且根本不能用语言来表达。

事实上，事物的多样性不是从事物得来的，而是从我们(的知觉)得来的。这自然就致使其可能是单一体，也兴许是集合体。正是在这一直接的“感性确定性”的辩证运动中，感性的个别性消失了，而成为共性，但只是感觉的共性，即：感性的对象并不是与自身等同的共相，而是受其对立面的感染的共性。于是，“意谓”的阶段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知觉”。在此基础上，“为自己而存在和与他物有关联的一般地就构成它自己的本性与本质”。二者之间的运动过程便形成了“力”及其“交互作用”。而这一力与力的交互作用便形成了知性，并逐渐超越了“感性确定性”，走向了“理性确定性”。从“知性”到“自身”：“理性确定性”与批评主体建构。按照黑格尔的界定，从“感性确定性”到“知性”是一个“意识”的过程。但是，黑格尔也发现，在这个过程中，知性未免太满足于它的“解释”了，因为，“在解释中，也可以说，意识是在和它自己作直接的自我交谈，它只是欣赏它自己”。事实上，这个过程也是“意谓”、“知觉”逐渐消失的过程。而当认识对象与自身分割成两个世界的时候，“知性”也很难把握无限性及其真性质。这就要求我们，终须回到“自我意识”。

黑格尔说，“自我意识总是首先成为自为的，它还没有成为与一般意识的统一”。在他看来，“自在的就是意识。……意识同样又是为一个他物而存在的。并且只是对于意识说来，对象的自在和对象为他物而存在才是同一的。……自我是自我本身与一个对方相对立，并且统摄着对方，这对方在自我看来同样只是它自身。”在这里，一方面自我与对象是同一的，另一方面自我又是统摄着对象。主体之为主体的主体性恰恰体现在这一统摄性上。对于艺术批评而言，并不是艺术家及其作品控制批评主体，相反，应是批评家来统摄艺术家及其作品。当然，前提是尽管二者之间是对立的，但本质上二者是同一的。

可见，批评主体及其主体性正是其自我意识的现实表征。黑格尔说：“到了自我意识于是我们现在就进入真理自家的王国了。”只有意识与其自身统一的时候，自我意识便是意识。而当意识作为自我意识的时候，便具有了双重的意义：“一是直接的感觉和知觉的对象，另一个就是意识自身，它之所以是一个真实的本质，首先就只在于有第一个对象和它对立。自我意识在这里被表明为一种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它和它的对象的对立被扬弃了，而它和它自身的等同性或统一性建立起来了”。

事实上，自我意识的根本在于其如何返回意识自身，从而赋予其应然的“生命”。正是在生命感知的基础上，才有了自我与欲望的自觉。他甚至断言：“自我意识就是欲望。”当然，意识的返回自身和自我意识的形成，同时也意味着“理性确定性”的建构。因此，黑格尔亦言，“自我意识也是理性”。在这里，欲望与理性是同一的。正因如此，黑格尔尤为强调“观察的理性”。他认为，“理性，作为观察的意识，就是走向事物。”这意味着，批评固然要面对、进入对象，但关键是在走向、进入对象的过程中，如何将这一感性改变为概念，将其最终置于一个理性层面上展开论述和分析。因而“返回自身”才是“理性确定性”建构和批评主体及其意志之肯定的终极。

我们固然可以说，艺术批评无法脱离艺术而存在，我们也固然可以认为，艺术批评的主体则全然端赖于其对象即艺术而得以建构，但是，对于艺术批评本身而言，或者说，对于批评这一意识行为或实践本身而言，显然，其已然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问题，上述证明，其已经超越了艺术层面，毋宁说它根本就是一个哲学问题。换言之，只有在哲学这个层面上，我们才有深度进入和超越这一实践的可能。

黑格尔告诉我们，作为一种个体意识行为，艺术批评不乏反抗秩序的可能，或者说，反抗秩序本身就是行为本身，但问题是，我们在反抗秩序的过程中又不得不依附于秩序本身。同样，自由对抗理性，也对抗法律和伦常，但是诉诸于真理的自由及其主体又不得不依附于理性与法律，又不得不走向伦常。韦伯的深刻就在于洞见了现代性及其理性限制这一悖论，殊不知，这已经被黑格尔所体悟，问题还在于，他并未将其仅只停留在现代性反思这一层面，而是置于人类普世的生存及世界进程本身这一根本向度上。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对于德行的意识来说，规律是本质的东西，个体性是要扬弃的东西，而且既要在德行意识自身里又要在世界进程里予以扬弃。……惟有通过个体性的扬弃，世界进程的本体或自在仿佛才有它自在自地进入实际存在的行动余地。”显然，这样的一种立足依然远远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艺术批评本身，但毫无疑问，只有这样的高的立意，艺术批评才有真正走向主体自由及其历史之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