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长达20年的美术馆从业者，王璜生将对这个与他的生命已然密不可分的事业的所观所感，尽然倾吐纸上。各种文体杂陈于一书，既有专论、演讲，又有评论、访谈等。其笔触亦显多元，或平实、或新颖、或尖锐。一言一语，皆以亲身经验作注，对业内问题进行了独到的剖析。该书既可帮助门外汉了解美术馆背后的工作进程，也为同行提供了一份可资借鉴的工作指南。日前，记者对作者王璜生进行了采访，就书中所论及的业内关注的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探讨。作为我国着名美术馆研究者、美术理论家、策展人及艺术家，王璜生曾参与广东美术馆的筹建工作，并担任广东美术馆馆长多年。在任期间，他成功地将当代先锋艺术力量召集到广州，使之成为华南实验艺术重镇，其中尤以他亲手打造的“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和“广州三年展”最为人所熟知。2009年，王璜生结束了他在广东美术馆长达12年的工作，出任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一职。他的到任，也使得这所拥有超过半个世纪收藏史的美术馆，迸发出令人惊叹的生命活力。短短几年里，他举办了一系列学术价值和前瞻性兼具的展览，相继推出的“泛主题展”和“未来展”两大双年展品牌，让业界为之瞩目。

王璜生不仅是一名敢于尝试、引领潮流的“行者”，他在学术上也以新颖独到的见解而着名。在《作为知识生产的美术馆》一书标题，作者便开宗明义地点明了他探索多年的“知识生产”的概念。王璜生认为，美术馆就是创造知识的空间。他将“知识生产”比喻为“美术馆的发动机”，从展览、收藏、评价到研讨，都围绕构建公共知识体系。“知识生产”的概念在西方早有成熟的表现。自其诞生之初，美术馆便展开了建立“百科全书”式藏馆的尝试。所谓“百科全书”，并不仅从收藏的角度着眼，更强调通过对藏品的分类和诠释，以生产知识、并对知识加以展呈。然而，由于国内的美术馆起步较为滞后，真正意义的美术馆成型也不过百年。近年来，美术馆虽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大江南北，而“美术馆时代即将到来”的预言也盛行一时。但与之相较，目前美术馆办展方面的反应仍显被动，对美术馆的评价也缺乏行内公认的准则。种种乱局与迷思，触动了作者关注和研究的愿望。

作者在美术馆界“十年如一日”的求索，及其多重身份的实践与尝试，使得他的文字因而理据充分又真实可信。王璜生认为，中国的美术馆事业“任重而道远”，首先应虚心向外学习，并踏踏实实做好本分工作。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系主任李公明也指出，作者在学术研究方面体现了“在实证经验基础上进行学理探讨”的鲜明特征，而且“问题意识与实践意识都十分强烈”。

李公明尤其注意到，作者对“将美术馆展览仅限于知识”的现象作出的批判和反思。王璜生始终坚持，美术馆的一切，无论是美术馆的收藏、环境，还是知识生产的目标对象，都应该首先站在“人”的角度来讨论和考虑问题。在美术馆“公共性功能”的问题上，王、李二人亦所见略同。所谓“公共性功能”，即美术馆有责任为思想的自由碰撞提供表达空间。李公明还补充道，“公共性功能”实际上是与“知识生产”并行发展的，这一特征比美术馆提供的知识本身更具超越性和普遍性，也更居核心地位。自主与监督推动美术馆进步

记者：您在书中谈到，美术馆应该包含“四个意识”，即自主意识、史学意识、文化关怀意识和公众意识。您认为四者之中，哪一种是当前我们所最为缺乏的？

王璜生：从目前来讲，我们最缺乏自主意识和史学意识。首先必须强调的是，美术馆必须是学术自主的，也需要具备自主学术意识。我们现在很多的美术馆都在被动地做展览，缺乏自主策划、研究等的能力，因此，没有自身“学术”的形象。当然，自主意识也不单指学术，还包括美术馆的整体运营。运营的自主性，不是说不需要政府给钱，美术馆作为一个公益文化机构，主要的资金来源于政府是必需的。但是，美术馆应该有自主运作的能力，包括与社会的机构、个人等的合作，接受社会的支持与监督，更主动的为社会和公民服务等。这样才能使一个美术馆真正进行学术生产和传递。

记者：您认为我国美术馆在运营和赞助方面，与国外相比，还存在哪些差距？

王璜生：首先，国外的美术馆起步较早，历史积累很厚，公众和社会对美术馆本身都有较高的认同度和严格的要求。因此美术馆自己也具备相应的文化自律性和通识标准。其次，国外有减免税收的政策，将本来可以归入国库的钱，下放给民众和社会，又反过来鼓励大家积极参与文化事业。这种方式是很重要的，它使许多个人和企业支持文化公益活动。他们可能出于个人的兴趣，也可能通过咨询和比较来选择支持的对象。而美术馆也会受到制约，它必须作出社会所要求的样子来。它们无论做什么活动，都要兑现对社会的承诺。再就是，他们有相应的社会管理和监督的机制，如通过基金会或董事会，或社会舆论等，来管理和监督好社会资金及美术馆的运作。总的来说，西方的制度是一环扣一环的。我们的美术馆历史很短，而且，从策划到布展都缺乏标准，就连美术馆界也很难说出什么是好的、什么不好。其次，我们也缺乏政策，近年虽有调整，但实际运作非常艰难。在资金上，我们缺乏独立性和监督。美术馆本身也缺乏自主性和自律性。

美术馆应介入当代历史

记者：您在新书里多次提到，美术馆应当对传统艺术进行梳理，同时还要关注当代艺术。您认为目前在这两方面都面临着哪些问题？

王璜生：其实，美术馆本身就是一个保护文明和记录历史的机构。它需要在保护中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发掘，并重新赋予它们意义。因此，我们需要主动介入历史、尤其是当代艺术史中去，凭借专业的精神对历史进行判断。否则，我们对过去的历史就会漠然。现在，中国的美术馆，连自己20世纪的美术史都没有办法以藏品来较完整地展示陈列和述说，这说明我们没有对过去进行好好梳理和收藏。而最近广东美术馆举办的“风·雅·颂——广东美术馆开馆十五周年馆藏精品展”，能够拿出这么多的藏品，尤其是当代艺术的藏品，这是由于我们当年有这样强烈的收藏意识，主动介入正在发生的历史的缘故。

记者：您认为美术馆介入当代史的姿态应当如何？

王璜生：介入当代史固然重要，但这里也存在很大的危险性。因为当代史是需要沉淀的，所以我多次强调必须以更为客观和专业的精神来介入，需要有“史学意识”和一定的距离感。比如我们做第一届“广州三年展”，就是对90年代艺术进行梳理，当时是2002年，已经有了几年的沉淀，这样的态度就比较客观。但“冲在最前面”也不是不行，关键要看怎么做，怎么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美术馆应该把握好每件个别事件和整体历史之间的关系，来体现它对历史的一种态度和责任。

记者：您在书中大篇幅地提及摄影。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门类，您为何特别关注摄影？摄影在美术馆中应承担怎样的职能？

王璜生：摄影这个行业，在西方是非常受到重视的艺术门类，因为它和现代艺术人文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然而，遗憾的是，在国内摄影一直没有被真正地研究和收藏，也没有作为一个人文历史的重要部分来展示。在欧美，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的纽约现代美术馆就大量地收藏摄影，此外还有电影、设计、建筑等内容。这些都是作为一个现代美术馆所应当吸纳的。然而，我们现在还是老盯着几幅画、几件雕塑，而对当代艺术门类的关注，还只停留在口头上。另一方面，国外对摄影的收藏，在技术上也做了很多努力，包括用多少温湿度的环境来保存才是最科学的，摄影的修复应该怎么做等等，都有非常科学的指标。这些我们实在差得太远了。

艺术普及更需考虑受众需要

记者：您怎样看待美术馆作为“公共空间”的职能？

王璜生：美术馆是一个公共空间，应该更多地去体现它的公共性。就像哈贝马斯提到的，“公共性”是指：多种意见都能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面，获得他们的发言权，同时也能在其中共同协商，实现彼此的认同。对美术馆来说，它也应该成为更独立、丰富、存在各种争议的声音、并且彼此碰撞交流的场所。另一方面，美术馆现在也越来越呈现跨学科的趋势，各学科都可以介入，并碰撞出许多新的思想和知识。这也是当代艺术界的普遍工作。

记者：您曾经谈到，“公众”一词是需要划分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您认为，目前美术馆为普通观众提供普及化服务的做法，还存在什么不足？

王璜生：在国外，“公众政策”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美术馆的日常工作也非常重视对“公众政策”的研究和利用。他们的服务不是说来的人越多越好，而是需要对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服务：对专业公众提供专业的服务，对普通观众提供普及化的服务。广东美术馆一直是坚持学术精英主义和社会文化服务平民主义相平行的做法，即美术馆应该是以具有分量和高度的文化知识，用最开放的方式为社会和公民服务。而我们现在美术馆免费开放之后，只是很笼统地追求观众量，这是不够的。当然，现在我们让更多的普通观众走进美术馆，这个趋势没错。但公众在这里需要获得什么？获得的途径如何？这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记者：您在书中曾表示，大学和美术馆之间存在共同理念。您认为，美术馆应如何体现其公众教育职能？

王璜生：现代的大学教育和博物馆美术馆都同样拥有一个崇高的理念，即弘扬人文精神，加强人文学科的研究和传播，提升社会的人文理想和公民的文化素质。因此，可以说学问、思想、精神、教育、素质，成为了“大学”和“美术馆”的共同理念和责任。现在很多美术馆都很重视公众教育方面，但多数还是比较表面化。比如说，很多美术馆一谈到公共教育，就想到教少儿画画，或让一群人到展厅画画，或者提供一些导览服务等。随着美术馆的发展，这样的公共教育形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提供更为学科化和多样性的服务。当然，除了理性的思辨与尖锐的洞见外，书中收录的文字，也不乏感性的肺腑之言。对于王璜生来说，20年的美术馆工作早已不只是一份单纯的职业，而在工作、学术和生命之间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自序》里，王璜生回顾了自己从事美术馆工作的心路历程。他表示，尽管外人看来，他对美术馆的工作已近乎着迷，然而他仍然对其保持着“清醒的距离感”。作为美术馆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王璜生以美术馆的角色、性质和使命为题，作为“台前幕后”文集的“头炮”，向读者更立体化地呈现其“对‘知识生产’的认识和实践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