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美协名誉主席靳尚谊在两会前的一席“我主张取消画院”言论在美术界掀起一番涟漪。在这个国家千头万绪的国事中，文化之事之于画院之事，只是圈内人热衷的谈资而已。其实，“画院的去留”，从吴冠中先生如行为艺术般地指出“取消画院”，“养着一群不下蛋的鸡”，对画院的异议就不绝于耳。可是，时至今日，并非画院被取消，而是呈现大繁荣之势，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画院如何办好或许才是一个有价值的命题。对此，记者采访了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和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

画院存在的价值何在?

两会期间，文化产业和谨防文化产业化是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反映在美术上，则是体现在美术事业和美术产业如何实现平衡发展。在王明明看来，画院是支持美术事业发展的一大动力。“画院的一大功能就是深入研究美术创作规律，培养美术人才，更好地推动美术事业的健康发展。”王明明说。

对于全国各地正在兴起的画院建立热潮，王明明认为，各省级的画院应该是推动当地美术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学术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一直在强调，画院画家并不是一个人在创作，而是需要承担社会责任，这不仅仅是个体行为。”王明明表示，面对整体来说相对浮躁的社会大背景，各种忙于应酬、碍于面子、不甘寂寞的心态会在画院画家心里滋生，但责任感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丢的。“国办的大画院，担负着传承民族艺术的责任，不是简单的职业从业者。只卖画、不干事的行为，不可取。”王明明说。北京画院自成立初，就担负着研究传承中国美术传统的重任。近几年，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的推出，系统梳理了中国美术近现代发展历程，留下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

“我一直在思考，我们这么繁荣的美术事业，到底还缺少些什么呢?”施大畏说，“结果是，没有中心，没有中心就没有长久的活力。”这个中心说的不是技术，而是精神层面的追求。“艺术家的思考可能不是那么的理论化，但是要有一个价值追求，并把这种追求通过作品传递给大众。”施大畏觉得画院里的画家更应该有这种追求。“多思考些形而上的问题，多一些担当，而不是只想着物质上的那些事。在多元文化格局形成的情况下，画家应该在个性与共性之间更多地寻找共性，这个共性指的就是一种社会责任和担当精神。”施大畏说。

画院改革的路在哪?

画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特定历史原因下的特殊产物，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路。体制上存在的痼疾自然不少，诸如拿公粮不干活、传承创新乏力等也最为人所诟病。近年来，除了在用人机制上的改革，如采用聘任制、项目签约制外，在创作任务等“硬指标”上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艺术发展有其创作规律，你很难要求画家在某个时候就得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王明明说。北京画院的画家，按照相应的人才引进标准进入画院后，并没有明确的任务量，“不要美术定餐制”是王明明提出的一个人性化考核标准，但与此同时，他要求画家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而在施大畏看来，大节庆的创作任务是画院的应有之意，除此之外，创作的好坏就是考评画家的一个重要标准。“我们需要建立完善的评审机制，画家有创作任务的制约，创作的好坏决定画家的聘任。”施大畏说。据他介绍，已经实施了几年的艺委会评审制是上海中国画院内部机制转化的一个有益成果。在上海中国画院，有来自画院、社会和全国各地的美术专家组成的评审团，对画院画家的作品进行综合考评，并给出一个详细的评定报告。“根据操作情况来看，这个机制的运作是令人满意的，包括收藏对象、作品选定、甚至收藏费在内都由这个艺委会给出评审意见。”施大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