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茶，所以有了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是以川藏茶马古道、滇藏茶马古道和青藏茶马古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而雅安，既是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也是最早向西藏输入茶叶的原产地。宋代时，官府曾在雅安设立“茶马司”，清代更将雅安指定为专为藏区生产茶叶的基地之一。再看雅安境内的茶马古道交通网络，知名茶学、茶文化专家、市茶叶学会顾问李家光说：“历史上有三条线从雅安出发。”深入发掘三条线的历史，就会发现雅安的茶马古道不仅历史最悠久，且线路最广阔。三条线路上，具有众多的旅游资源。李家光希望，2010年雅安能举办一个千年茶马古道大型旅游活动，以茶马古道来推介藏茶，因为藏茶和茶马古道是“兄弟”，将藏茶与茶马古道打捆打造，将有利于藏茶品牌的宣传。近日，记者与市茶叶学会相关人员一道，听李家光讲起了茶马古道的往事……

第一条茶马古道从天全县开始，也称为旄牛道。历史的碎片不断在李家光脑中闪现，他说，宋太祖初年，吸取了前朝的教训，更加注重民族关系。所谓前朝的教训，是指唐代后期，西南边缘地带的吐蕃和南诏联合起来，攻打四川，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四川的汉源、雅安被吐蕃占领，成为真空地带。宋朝建立初期，就对西南边缘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封官、赏赐。在那个时期，雅安的黎州（今汉源）、天全是边防要塞，挨临着多达十几个少数民族。于是，就在天全县组织天全“土军三千，茶户八百”，形成一股势力，防止吐蕃的进犯。李家光认为，“土军三千，茶户八百”只是一个概数，实际数量肯定不止。这里的“土军”指的是民兵，而“茶户”所生产的茶叶，就用来赏赐顺从朝廷的吐蕃等少数民族。

追溯历史，茶叶在宋代就是一种普遍种植的农作物，在雅安，除了石棉和汉源，到处是茶，当时四川的茶叶产量居全国之冠，占全国总产量的40%左右，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茶。茶叶多了，就需要运输。茶叶从天全运出，经荥经到汉源，这条路也就是历史上的旄牛道。据说，远在西汉时期，蜀郡的商人就常以布匹等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牛夷、邛等部交换牦牛、马等物，因此，这条道史称旄牛道。到了汉源后，旄牛道再分为两条线，一条到康定，另一条经过邛都（今西昌）到越西、云南，继而出国。后一条路，也就是传说中的南方丝绸之路。李家光说，这条最古老的茶马古道，不仅起到了稳定民族关系的作用，还加强了茶马贸易，加深了交流。

以茶治边，茶马交易治边制度延续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在茶马市场交易的漫长岁月里，四川商人在西北、西南边陲，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
史料记载，宋代以及明中叶以前，川茶大部分运入陕西，后转销西番。李家光介绍说，在茶马古道历史上，北宋中期一直到南宋初年，期间有80余年的历史，四川的茶叶经过夏阳道进入陕西、甘肃，而后运往西藏。这是一条最繁华的道路，当时也是北上唯一的路。夏阳道也叫灵关道，它经过芦山、宝兴、汶川，然后左走到陕西，右走到甘肃。这条道，在春秋时期，就是通往西北的大道。当时，每年有100多万公斤干茶从名山县运出，经上里、中里，到芦山，由厢军和士兵共同护运，气势宏大。当时的“厢军”指的是地方军，“士兵”指的是国家军队。如此持续了80余年，后来由于朝代更替、战乱等原因，这条北上道路最终中断。但是，李家光认为，这条路在茶马交易具有最高的性价比，茶叶的价值在这条路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不过，这条路在今天却已经鲜为人知了。李家光认为，这条路上拥有深厚的汉文化、红军文化和熊猫文化，具有强大的旅游开发价值，值得探索和开发。

历史上，雅安茶主销甘孜和西藏，人们习惯称之为南路边茶。明代中期，川茶开始主要销往拉萨、康定以及松潘、金川一带，称为“南路边茶”和“西路边茶”，其数量相当于川茶总产量的90%。自那时起，以雅安为起点直到康定一线，已成为边茶最为重要的流通渠道。到了清朝，统治者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放宽茶叶输藏，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之地，更使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就这样，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马鞍山、泸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以及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鸦片战争以后，英帝国主义力图使印茶取代华茶在西藏行销。他们认为一旦印茶能取代川省边茶的地位，英国即可垄断西藏之政治与经济。为此，英帝国主义甚至用武力入侵拉萨，强迫印茶输藏。从此，川茶又成为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武器。反对印茶销藏，保护川茶销藏，成了反对英国侵略西藏的重要内容。因此，这条茶马古道可谓意义重大。据史料记载，清代每年输入西藏的茶80%以上来自四川，其中主要为雅州所产边茶。这条路也是最艰苦的茶马古道，全部由人力运输，于是，在那个时期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工作岗位——背夫。从雅安到康定的茶叶，全部由背夫一步一个脚印背运到达。背得多的，足足要背两三百斤。此外，妇女、小孩也加入了背夫的行列，甚至还有哺乳期的妇女带着婴儿一同上路。 这条路即现在所称的“川藏茶马古道”。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输送到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的互补互利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