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元从1943年参加革命开始到1985年，在这长达4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一直没有时间问津书法艺术。1985年，广州军区某团邀请时任广州军区副政委的刘安元同志为一个内部刊《剑麻》题写刊名。将军久未操笔，颇为手生，连写几张，很不得意。第二天清晨，将军沏一杯清茶，端坐窗前，酝酿良久，在茗香飘逸下从容下笔，写后张壁一看，“剑麻”二字果然神采飞扬，笔酣墨畅，将军甚是喜欢。从此，他便重操旧笔，苦练不缀。对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法帖十分偏爱，闲暇时间，精研王羲之的《圣教序》，直到1990年，他才觉得《圣教序》的柔媚，难以抒情写意，故改习王羲之的另一部重要法帖——《十七帖》。1998年后，他聚焦草书，向艺术的纵深发展。他从专临一家进入博临诸家。他几乎把晋、唐、元、明、清的所有草书家的近百部法帖都临过一遍，然后将唐代的孙过庭、怀素、张旭作为主攻方向，旁及宋代黄庭坚、明代文征明。在博临的同时又步步回头，时时顾祖，温故而知新。

将军练字，往往不是急于下笔，而是首先仔细研读字帖，先用笔，再结构和章法。直等到对该帖了然于胸，才下笔试写一遍，然后逐字精临，先求形似，再求神似，直至出神入化。将军喜欢空临，他经常在自己的右膝盖上，用食指写字。他说：“空临能把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乘车乘船，聊天看戏，随时可临。”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刘安元对任何一部优秀法帖的临摹；都能做到取精用宏、取神遗貌，而不是以摹拟法帖中某家某派的外形、几可乱真作为目标。他对王僧虔的“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的观点深得三昧。所以，从现存刘安元的作品看，他蹈东方艺术“不宜逼真”之矩，判西方艺术“毫发不爽”之逆。其草书轻烟淡彩，虚灵如梦，洗净铅华，舍形而悦影，舍质而趋灵。这也是他心灵的外化。

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书法史上，一批身怀绝技的书法大家都与军事和政治相关，李斯、萧何、曹操、索靖、钟繇等，他们都有长期军事、政治斗争的经历，他们都是那个时代能文能武的卓越人才。深谙兵法的刘安元曾任我军第一任导弹营营长（正团职），不管将军自己是不是有意把兵法巧妙运用于书法之中，但是兵法对其书法的潜在影响是明显存在的。他的书法善于布局，善于变化，善于出奇。他把项穆的一段话始终运用到自己的书法实践中：“夫字犹用兵，同在制胜。兵无常阵，字无定型。临阵决机，将书审势，权谋妙算，务在万全。然阵势虽变，行悟不可乱也；字形虽变，体格不可逾也。”他的书法善于在矛盾斗争中放射出张力。同样是写书法，刘安元的笔下是那样大风放歌，大气凛然，大将气魄。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在运用心中之气，牵动那根浑圆的、立体的、生机勃勃的运动着的线表情写意。在生活中我们处处感觉到将军是个为人豁达的乐天派，其实，将军也是个有感情的普通人，他内心深处的情感，或明或暗地喧泄在他的书法中。书法艺术寄托了他的胸怀、智慧和审美观。刘勰认为，情气不可分。将军所擅长的草书是最能传情的书体。

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在刘安元的书法艺术中，既博大精深、高深莫测，又为日常之用。“极高明而道中庸”还表现刘安元为人、为文、为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