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吸引了各地画坛名家云集沪滨，各施所能，逐渐形成“海上画派”。当时寓居上海的名画家有虞谷、任熊、任薰、任颐（伯年）、胡公寿、高邕之、顾鹤庆、吴昌硕、倪墨畊等人，他们大都平民出身，以卖画为业，创作题材丰富，画面清新通俗，深受工商人士和平民阶层的欢迎。其遗风流波，影响至今。他们的作品在今天的书画艺术市场上仍占有很大的份额。

海上画派,一般指的是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1843年),至廿世纪初期(1927年)时,一群画家活跃于上海地区,并从事绘画创作的结果与风尚。就区域性而言,上海的开埠,所引发的社会发展──属于政治的、文化的、生活的多元性,包括商业的频繁已成为中国的活动特区,人民的生活也随着商业兴趣,而有更广泛的视野;就经济的发展,使之富裕的象征,甚至酬谢礼物,便落在精致文化的发展上；就文化特质来说,绘画创作是极为适宜的主题艺术。因此,自古虽也有卖画的记载,但文人大都以知音相赠,或停留在教书授徒,以求「束修」的供养,虽然先有郑板桥等人,有类似职业性的主张外,真正以画为职业的事件,上海地区的繁荣,成为此风气的催发者。究其原因,当然是上海地区,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包括了政治的涉入,被划入外国道商的港口;本身传统文化的承继,如扬州画派的存留,事实上商贾与仕绅交往之间,绘画与书法的赠酬,是极为现实性的礼品,典雅适宜；这项经济状况的衡量,也间接促成上海地区艺术活动的蓬勃发展,所以说上海的画风已接近职业性、专业性的画作,并且颇有现实性的题材,包括传统人文精神的形式,诸如吉祥意义、道德品评、祈求理想等,甚至偏向具有「情绪」性的创作,如喜怒哀乐为内涵,这便是海上画派大都以花鸟画为主的主因。因为山水画较不易表现出大富大贵的即兴题意,言及此,这又要检视绘画完成的快慢问题,花鸟画颇具象征性的意义,配合人物画亦近于人情世故的题材,只要安置妥当,画家在快速度下,很容易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山水画虽有简笔画法,毕竟无法草率,因此海上画派的风格趋向民俗性的画作,亦历历可数。当然就绘画发展而言,外延于内敛的充实,当画家感受到仕绅与商业之间有所牵动时,如何引导人情高雅又简明的画法,是促成画风的主因。

基于上述的理由,本文可从海上画派诸多画家,归纳出以下几点特点。

其一是花鸟画为多,其次人物、再次山水画,依序再为杂项题材,就传统的意义上,有来自古诗词、文学作为基调,再佐以西方反衬法、结构法、设色法等,在笔法墨法的应用上,简逸而明快,只求意境而略其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