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躲避“书圣”王羲之，不是缘于敬畏与仰望，而是陌生与无奈。时光飞越千年，我们的内心和周遭与王羲之的东晋到底有多少相似之处?我们有没有王羲之那种变革书体、创新笔意的勇气和胆量?有没有闲情逸致和高远心境钟情于书法?有没有坚毅和耐心苦苦追寻书法的真谛与辉煌?有谁能够抛弃沉重的物质欲望?有谁思考过精神的超越？长久以来，这些问题始终缠绕着我，痛苦难耐，无法释怀。王羲之究竟离我们有多远？

毫无疑问，王羲之与我们的时间距离相当遥远。事实上，时间并不能阻隔一切，产生距离的是物质环境和易变的心灵。王羲之生活在东晋那个空前无序的时代，门阀与分封制度的血腥倾轧，使得士人处于恐慌与惊惧、敏感与焦虑之中，苦闷与压抑难以言表。统治者不甘心于自我毁灭，不得不实行延缓政策，从独尊儒术到崇尚黄老玄学，一时间消极避世思想盛行，有的借助老庄任诞思想无拘无束地享乐生活，有的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苟安生活的恬淡心境，还有的以清谈高妙的玄理点缀风雅，炫耀才华，掩饰精神的空虚。这种追求精神生活的名士风度，给书法创变留下巨大空间。在诗酒风流、山水声色、求仙访道中领悟人生真谛。追寻生命的真我，是东晋文化人生活的渴望。王羲之显赫的家世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幸运，入世较晚出世较早，恐怕不是东晋读书人理想的追求，险恶的宦海沉浮，有志难施的一腔愤怒，心灰意冷而心高气傲的王羲之很早就厌倦仕途生活，正值盛年的他毅然放弃做官，追寻仙道，寄情山水，食服五石散，对酒吟诗，聚贤雅集，探求书艺。我们生活在新世纪的开端，高速发展的社会形态，变幻无常的信仰追求，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无孔不入的名利欲望，何来闲心染翰濡墨？王羲之的雅士风骨，是东晋幽玄生态、放诞世情、悠远心智滋乳的奇葩，与当下的功利浮躁之心岂能相提并论。

东晋文人自由心性的释放、个体灵感的喷发，不仅获得精神世界的满足，而且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书写不再只是“犹可记文”的记事活动，而上升为表情达意的艺术形态。汉字书写从传统的篆隶演变为真、行、草。在众多书家互相交流与取长补短之中，王羲之跚然登场。他不满足于文字规范严谨的书写，以洒脱飘逸的笔姿摆脱传统束缚，以简约流便的线条表达流动之美，创造出一种崭新的行书体。我们虽然没有见过王羲之真正的墨迹，但从后人摹仿的《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和《兰亭序》中可以感受到极为优美的线条形式。这种高度纯粹化的汉字点画线条艺术，只有王羲之潇洒超脱的心灵、超然物外的精神和慷慨任诞的性格，才能达到心手相应、登峰造极的程度。书法发展到今天，我们除了在魏晋的基础上摹仿拼接之外，基本没有大的突破。本来汉字书写失去实用功能后，书法创变的空间更大，但消极守护思想的泛滥、五体皆备不可出新，成为书法发展的最大障碍。我们知道，篆、隶、草、行、楷五体，是实用推动的演变，变化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应该相信人类的创造力，假如王羲之创变的心胸和胆识能够继续发扬，可以乐观地说，千年之后人类一定能够看到新字形的出现。

王羲之出身于名门望族，有显赫的政治背景和文化底蕴，幼年就受到清贵之风的熏陶，超常的聪明才智，常常受到达官贵人的肯定和赞赏。他十岁误闻伯父密谋反朝被发觉后，佯装熟睡流口水而避祸。十三岁拜谒名士周顗，惊异其非凡的气质和清雅风度，破例在众客未食之前让其品尝名肴“牛心炙”。后来被堂伯王敦、王导器重就不在话下了。这种名士风度的获得，非一般人所能为，没有先天的条件，优越的环境，不懈的追求，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在书法上的用功和进取，历史记载纷繁，不在一一叙说。王羲之成年之后，更显示出优越的禀赋，受到朝廷重臣与名士的称赞与推举。最生动和最受到敬佩的是以“坦腹东床”的潇洒姿态对待择婿，语重心长规劝谢安出士辅佐朝廷，父母墓前誓不为官。这些耳熟能详的往事，反映出王羲之笃好身心和精神的自由，头脑清醒，志趣高贵，有超强的判断力和决断力。人生仕途如此，书法学习也是一样。他以高明的“鉴裁”能力，抵达书法艺术的峰巅。或许，我们有王羲之一样的出身、一样的聪明才智、一样的清贵品格，但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本质追求，达到清静寡欲、仙风道骨的境界谈何容易。

书写工具发展到东晋已相当不错。造纸业兴盛时间不久，然已初具规模，能够造出一般性的实用书写纸张，粗糙、厚重，片块较小、吸水不好是显而异见的。毛笔发展到东晋已相当成熟，狼须、鼠须、家禽须制作的毛笔可供挑拣，精确性和灵活度远远不够。我们还能够从典籍上看到自制墨块质地精良的记载。书写条件的改善，虽然给王羲之的书写带来方便和实惠，但远远还没有达到今天自由选择的地步。技术成熟的宣纸不光质地优良，花色品种也一应俱全，大小厚薄任意选择，吸水的程度随心所欲。毛笔制作所使用的材料远远超出动物的范围，高科技抽取的纤维弹性十足，可以根据需要任意增减，笔头、笔杆的大小粗细已经不受材料的制约，选择的空间非常广阔。制墨的技术更为发达，不仅省去了磨墨误时误事的麻烦，而且浓度和渗纸程度可以任意调节，多变墨，宿墨的出现，使书写效果更加便利多样。

“书圣”王羲之声名远播，影响深远，但是，我们谁也没有见到过他的真迹，世面上流传下来的所谓王羲之书法经典，不是出自唐人之手，就是宋人的摹仿，姿态神韵尽失，究竟有多少王羲之的影子，没有人能够做出准确的回答，更何况书法书写时的私人化倾向很强。我们所能见到的一些摹仿实用的便条，王羲之使用的是什么笔、什么纸、什么墨，是站着书写还是坐着书写，怎样执笔，如何用笔，面对一纸静默的文字，我们知之甚少。

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历久千年，无人撼动，除“中和”的审美趣味外，关键是重量级人物的推崇。王羲之死后的一百多年间其书法并无人问津，那时“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王羲之淹没在儿子王献之名下。王羲之能够被捧上至高无尚的神坛，有三个人居功至伟。一个是梁武帝萧衍。他雄才大略，思想深邃，曾极力标举王羲之，不仅确立了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而且为梁代的书法审美钦定了标准。另一个是智永。自称王羲之七世孙，他面对陈隋书法古法式微的现实，闭门不出三十年，苦修王羲之的书法，有数百本《千字文》散落民间，为梁武帝的崇王大旗抹上一笔重重的色彩。最终奠定王羲之书法地位的当数唐太宗，他坐稳朝政之后，就组织力量编修《晋书》，心血来潮亲自为王羲之写传，在颂扬了王羲之的人品之后，用尽溢美之词称赞王羲之的书法。世上有谁能够像王羲之的书法那样，受到两个皇帝的推举，还有自己的后代揭尽全力地推广。在飞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有那个国家元首能够兴志于书法，且不厌其烦地为书家树碑立传。活跃在当今书坛上的巨子们，有谁能够遇到这样的好机会？

倘若王羲之地下有知，面对千年之后盲目崇拜自己的“粉丝”也高兴不起来，“你们到底对我王羲之了解多少，对我的书法知道多少？”虽然时间不是距离，精神没有长度，但思想感情和环境条件的变异不容质疑。我们再也不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沉浸在古纸堆里不愿自拔、不能自拔了。历史的车轮是不依人的意志滚滚向前的，倘若一意孤行，即使像书法这种发展极其缓慢、自闭式极强的民族艺术，也将被时代的洪流抛得远远的！